關于黨的文藝工作者的兩個傾向問題

——陳云同志在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同志們!現在大家要下去做工作，我來講幾句話送行。我們黨的文藝工作者，在十幾年來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對于中國革命和中國文化，有了很大的貢獻，這是不能夠否認，也不應該否認的。但是我今天不打算講這方面的事情，我想講講我們做文藝工作的同志們中的兩個傾向，或者說兩個缺點，請同志們考慮一下講的是否對。兩個什么缺點呢?一個是特殊，一個是自大。這兩樣東西我看都是不好的，都是應該去掉的。所以從積極方面說，也說是希望大家不要特殊，不要自大。
　　先講不要特殊。在我們做文藝工作的同志里面，或者說寬些，在我們做文化工作的同志里面，有沒有人感覺我是一名文化人，和旁的黨員不能相比，對黨的關系也要與眾不同呢?我看這種人是有的，不但他們自以為特殊，旁的同志也把他們當作是特殊。這種現象，應不應該在黨內存在?為要答復這個問題，先得弄清楚文化人是以什么資格做黨員的。可以有兩種看法：第一種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帶是黨員。這種黨員是以文化人資格入黨，而不是以千千萬萬黨員中一份子的資格入黨的。第二種是，基本上是黨員，文化工作只是黨內的分工。也許還有第三種，文化人與黨員各半。不過，這只是過渡形式，是一定要向第一種看法或第二種看法發展的。黨對這兩種看法的態度怎么樣?毫無疑問，黨是要求確立第二種看法，反對第一種看法的，因為只有這樣，黨才能成為統一的、無產階級的、戰斗的黨。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資格入黨，我以軍人資格入黨，他又以農民資格入黨，黨就成了個什么樣子呢?黨就不成其為黨，成了“各界聯合會”。這是一個原則爭論，原則區別。黨是不是象共產黨?黨員是不是象共產黨員?原則區別就在這里。可否來一個妥協?妥協就是幫助“各界聯合會”的成立，所以妥協的路是沒有的。

那么，黨員中間是不是還有分別?有分別，分工就是分別，但是分工并不能作為特殊化的根據。在我們中國共產黨的五十三條黨章里面，一條也沒有講起黨員分工以后怎么樣，黨員就都是黨員。要說分工，個個黨員都分了工，我們黨內就沒有一個不擔任任何具體工作的“單純黨員”。是不是文化工作比別的工作高一等?這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士大夫觀點，而不是我們的觀點。我們認為凡是對群眾、對革命有必要的工作，都同樣有價值，做好了都同樣有功勞。一定要問什么工作最必要，那末，只有說勞動最必要。這才合乎歷史的實際。而勞動者恰恰就沒有向黨向社會要求過什么特殊化。如果一定要求特殊，這個要求是前進的還是后退的?這是后退的要求，這是要使先鋒隊的黨員向黨外老百姓看齊，使黨向“各界聯合會”看齊。我希望我們所有的同志，都不要有這種落后的要求。

同志們或者還要問，那末，黨為什么又說要照顧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呢?我想，這不外是兩個用意：一個是因為分工的特點。每種分工都有它的特點，用做文化工作的方法去做軍事工作不行，用做軍事工作的方法去做文化工作也不行。文化工作個人活動要多一點，這在列寧的《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里面說得很好，如果不照顧到這一點是錯誤的。還有一個用意，是因為考慮到一部分文化工作同志的弱點。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們過去大都是分散工作，受黨的教育比較少，和工農兵的結合也很差，因此在思想意識上不免產生一些弱點。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要人家長期照顧，到處對人家講，我有缺點，你們要照顧呀！這就并不漂亮了。這是我要說的關于不要特殊的第一層。

這一層弄清楚了，接著就好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要不要遵守紀律?這個問題在大多數黨員是容易解決的；在文化工作的同志中，過去就曾有過一些麻煩。但是，如果我們的黨員不是請客似的請來幫忙的，——這種客是請不得的，請來也是越幫越忙，——那末，就要毫無例外地實行我們的黨章第四十四條：“嚴格的遵守黨的紀律為所有黨員及各級黨部之最高責任”。可否不要紀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講的六個字：“亡黨亡國亡頭”，就一定不可避免。我們的黨是一個戰斗的黨，我們在斗爭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紀律。你說機關槍也是我們的武器，但是我們的機關槍又是哪里來的?是由有紀律的黨領導群眾斗爭得來的。并且越是有了機關槍，就越要依靠紀律。一連人作戰的時候，我要向這里沖，你要向那里沖，大家都不聽連長的指揮，怎么能不打敗仗呢?如果我們的黨沒有紀律，大家爭論沒有一個止境，我們怎么能有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怎么能不亡黨亡國亡頭呢！紀律有沒有束縛性?我們的紀律基本上是自覺執行的，但是假如有一回有一個黨員偏不自覺，那怎么辦?那就得來一點束縛。是不是這一下就把我們的天才束縛住了?我說不會。我們的紀律只束縛那些非無產階級的妨害革命的東西，就象游泳術對于游泳的人只束縛他不要淹死一樣。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紀律的革命運動里，也是自由的。如果我們一定要革命，又一定要施展一些妨害革命的“天才”，那是對不起，就得束縛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決不會感到是束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以及毛澤東同志，這些人我們都承認有天才，但是他們都是遵守紀律的模范。所以，同志們對于這一條完全可以放心。

同志們過去對于有紀律的生活既然不很習慣，現在又要到前方到鄉下去工作，那末，在遵守紀律的問題上有什么是需要特別注意的呢?我以為要特別注意真心地遵守和具體地遵守。所謂真心地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口頭上說要遵守紀律并不難，我們要求的是會場上這樣說，散了會私下里也是這樣說，不但這樣說，而且這樣做。所謂具體地遵守，就是要在各種具體的情形下面來遵守。我們說要服從真理，服從革命，贊成的人一定是很多的；說要服從無產階級，服從共產黨，贊成的人也不少；再說要服從黨中央，服從毛主席，這也還比較容易；但是說要服從支部，服從直接的上級，這就發生了困難。為什么?因為這種人只能抽象的遵守紀律，不能具體地遵守紀律。具體地遵守紀律，就一定要服從支部，服從直接的上級，即使上級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從。做不到這一步，我們的黨就要垮臺，因為假若誰都是覺得自己的本領強，自己的意見對，沒有一個約束，結果就誰都服從自己，不服從別人，而黨的統一就完全沒有可能了。
　　第二個問題，文化工作同志要不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實際的政治?這個問題對大多數黨員是不成問題的。做社會科學工作的同志，在糾正了教條主義傾向以后，一般也不成問題。而做文藝工作的同志中間，就一直有些不同的議論。有的說，做文藝工作可以不學這兩項。有的說，學了反而妨礙文藝。也有的并不發議論，就是不學。但是，我們的文藝工作，不是叫做革命的文藝工作嗎?要判斷我們的文藝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的，合不合群眾的需要，除了學習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實際，還有什么旁的辦法?嚴格地說，任何文藝工作都是脫離不了政治的。比如怎么寫光明寫黑暗的問題，就是一個政治性質的問題，也是文藝上的一個重要問題。不把這一類問題搞通，我們寫出來的作品怎么能反映一個時代，怎么能反映這個時代群眾的斗爭?所，那種以為作家可以不學習政治的意見，實際上就是否認文藝要服務于政治、服務于群眾的意見。這個道理，毛主席在去年文藝座談會上曾經詳細說過，我現在不多重復。我只補充一點，就是學習政治不但于創作有好處，于作家為人也有好處。政治可以使我們放大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們去掉一些小氣，少一些傷感。我們有些同志，一高興就是靈感，一不高興就是傷感，這叫做感情用事。這樣，事情固然搞不好，自己也很吃虧。我們是干人類解放的大事業的人，就算二十歲加入共產黨，活到六十歲不過四十年，還要為一點小事情煩惱，不是太劃不來了嗎?現在同志們到實際工作里面去，這一點，關系更大。為要把工作做好，為要和一起工作的同志團結好，都需要大家努力注意學習政治。
　　以上是講不要特殊。現在再講不要自大。這與前面講的問題是有聯系的。所以要特殊，就因為自大，要反對特殊，就要進一步反對自大。我不是說文藝工作的同志都自大，但是確有一部分同志有這個毛病。毛病是從兩處來的，一是對整個文藝工作有了不合事實的估計，一是對個人成就、才能有不合事實的估計。這里分別研究一下。
　　有些同志覺得自己過去寫過很多文章，畫過很多畫，作過很多曲，演過很多戲，因此很值得驕傲一番。這是不是值得驕傲?我說絲毫值不得驕傲。如果做文藝工作是一個人的分工，那末，他這門工作做得好，是他盡了份內應盡的責任，做得不好，就是失職，就是不及格。文藝工作的內容，無非是群眾的生活和斗爭，這些事情本身都是旁人做的，作家不過是將它們用文藝的形式表現出來，要是旁人不做，作家也就沒有什么可表現。為什么表現實際，硬比實際做的更值得驕傲呢?而且天下的事情真是多得很，大得很，比如革命，就是要使全人類翻一個身的大事，文藝家就是能把這件大事完全表現出來，他對于人類歷史的作用也還是不能和革命本身相提并論，何況文藝家所表現的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些同志又覺得自己有許多讀者，有許多群眾，因此值得驕傲。這個想法適當不適當?我看也可以考慮。群眾為什么歡迎一個作家?主要是因為他的作品能夠反映他們的感情，所以一個革命的作家，一個和革命群眾在一起的作家，自然就能夠得到革命群眾的歡迎。如果有人把這種關系絕對化，以為自己無論拿出什么作品來總是會有群眾的，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誤解。不要說一個和群眾走反對方向的作家，就是走同一方向，但是自己走慢了，落到群眾后面去了，也要被群眾所遺忘的。并且我們還要計算一下，現在我們多數做文藝工作的同志究竟有多少群眾?應該承認，我們的讀者還只是群眾里的一個很小的部分，離開與廣大群眾相結合這一步還遠得很。在這個時候就忙著驕傲自己有群眾，這就更加有害了。
　　我們不要把文藝的地位一般的估計過高，同時對個人在文藝上的地位更不要估計過高。我們做文藝工作的同志，是否都能很客觀地估計自己呢?我看有些同志不見得能夠如此。我們有些同志喜歡做“家”，人家恭維他們是“家”，他們不推，人家不恭維，還要急于搶著自稱為“家”，久而久之，也就弄假成真起來，儼然有了個架子。這個架子是很不妙的，這是一個“包袱”，一個負擔，背著它就不好往前進。我們的這些同志忽略了一個簡單的真理：“小菜煮在鍋里，味道聞在外面。”一個人的成就，要靠群眾的判斷和歷史的考驗，不是靠自稱的。我們口稱不如上秤稱，看自己的知識夠了沒有?沒有呢！我們的年紀還輕，知識還少得很。我們名為共產黨員，但是對于黨的知識就不多。工人工作是怎樣一回事，農民搞土地革命，搞農業生產是怎樣一回事，現在八路軍、新四軍打仗又是怎樣一回事，許多人都不十分了解。不但革命的知識，就是社會的知識也很少。我們同志有住在上海的，是不是知道上海呢?大家知道上海有交易所，但是證卷交易所也好，紗布交易所也好，究竟是個什么情形，知道的人就少了。我聽說茅盾寫《子夜》，就跑了好多的交易所。但是，許多同志不但不知道什么是交易所，就連在上海吃的大米是哪里來的，拉的大便是哪里去的，住了七八年都不知道。所以，我們的知識實在是很少的。同志們現在都很年輕，知識少，不能成“家”，這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現在不學習，不深入群眾，自以為差不多，到了四五十歲以后，還是現在這個樣子，沒有充分的知識，沒有真正成熟的內容豐富的作品。這種自大的人，就因為不知道這個危險，所以自己不求進步，也不求旁人的幫助。他們最主張批評，最喜歡批評旁人，偏生最不喜歡旁人批評自己。表面上說幾句“歡迎批評”的話有沒有呢?是有的。每逢演戲，演前都有人出來說：“我們這個劇排演時間倉促，技術上比較差，希望同志們批評。”但是，這類話是真的還是假的?我說有的是假的，你要真的批評起來，那就成了仇人。他們心里是只許人家說好的。這樣，使人家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真正同志式的“是則是，非則非”的態度，既然沒法拿出來，不如敬而遠之了。我們現在就要提倡真正同志式的態度，就要提倡自我批評。有些同志想，實行自我批評，這不要喪失自己的身分嗎?恰恰相反，最不能實行自我批評的人，最自大的人，就最容易喪失自己的身分，自己的架子搭得越高，跌下來就越痛。斯大林說：“使布爾什維克增光的不是驕傲，而是謙遜。”我們共產黨是一個照實際辦事的黨，是一個說老實話的黨，我們做文藝工作的同志也應該照實際辦事，能夠說老實話，聽老實話。這對于同志們自己，對于黨，對于整個新文藝運動，都是有好處的，都是必要的。
　　我今天就講這兩點，因為是專講缺點，又是實行同志態度，講的話也許不很好聽。但是，我的意思是為同志們好，還是為同志們壞?這是大家一定能夠弄清楚的。我講的缺點也只是一部分同志的缺點，就是這部分同志，也有很多優點。頭一條就是他們擁護光明，反對黑暗；擁護工農兵，反對侵略者，這是任何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人所不能比擬的。他們的缺點也只是革命中的缺點，從舊社會帶來的暫時的缺點，在革命隊伍中一定能夠很快克服的。我們的同志都是很聰明的人，這一回經過了整風，現在又到群眾中去做實際工作，進步一定很快。如果我今天的話能夠對同志們的進步有所幫助，那就是我最大的快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