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

同志們！我們有一個光明的前途；我們必須戰(zhàn)勝日本帝國主義，必須建設新中國，也一定能夠達到這些目的。但是由現(xiàn)在到這個光明前途的中間，存在著一段艱難的路程。為著一個光明的中國而斗爭的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必須有步驟地同日寇作斗爭；而要打敗它，只有經過長期的戰(zhàn)爭。關于這個戰(zhàn)爭的各方面問題，我們已經說得很多?？箲?zhàn)以來的經驗，我們也總結了；當前的形勢，我們也估計了；全民族的緊急任務，我們也提出了；用長期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支持長期的戰(zhàn)爭的理由和方法，我們也說明了；國際形勢，我們也分析了。那末，還有什么問題呢？同志們，還有一個問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zhàn)爭中處于何種地位的問題，這就是共產黨員應該怎樣認識自己、加強自己、團結自己，才能領導這次戰(zhàn)爭達到勝利而不致失敗的問題。

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

國際主義者的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同時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呢？我們認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看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之下來決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對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謂“愛國主義”，共產黨員是必須堅決地反對的。日本共產黨人和德國共產黨人都是他們國家的戰(zhàn)爭的失敗主義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戰(zhàn)爭歸于失敗，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國人民的利益；失敗得越徹底，就越好。日本共產黨人和德國共產黨人都應該這樣做，他們也正在這樣做。這是因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戰(zhàn)爭，不但是損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損害其本國人民的。中國的情況則不同，中國是被侵略的國家。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又是愛國主義者，我們的口號是為保衛(wèi)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zhàn)。對于我們，失敗主義是罪惡，爭取抗日勝利是責無旁貸的。因為只有為著保衛(wèi)祖國而戰(zhàn)才能打敗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國勝利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被打倒了，同時也就是幫助了外國的人民。因此，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zhàn)爭中的實施。為此理由，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發(fā)揮其全部的積極性，英勇堅決地走上民族解放戰(zhàn)爭的戰(zhàn)場，拿槍口瞄準日本侵略者。為此理由，我們的黨從九一八事變〔1〕開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衛(wèi)戰(zhàn)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號召；后來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命令紅軍改編為抗日的國民革命軍開赴前線作戰(zhàn)，命令自己的黨員站在抗日戰(zhàn)爭的最前線，為保衛(wèi)祖國流最后一滴血。這些愛國主義的行動，都是正當的，都正是國際主義在中國的實現(xiàn)，一點也沒有違背國際主義。只有政治上糊涂的人，或者別有用心的人，才會瞎說我們做得不對，瞎說我們拋棄了國際主義。

共產黨員在民族戰(zhàn)爭中的模范作用

根據上述理由，共產黨員應在民族戰(zhàn)爭中表現(xiàn)其高度的積極性；而這種積極性，應使之具體地表現(xiàn)于各方面，即應在各方面起其先鋒的模范的作用。我們的戰(zhàn)爭，是在困難環(huán)境之中進行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民族覺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數民眾的無組織，軍力的不堅強，經濟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腐敗現(xiàn)象和悲觀情緒的存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內部的不團結、不鞏固等等，形成了這種困難環(huán)境。因此，共產黨員不能不自覺地擔負起團結全國人民克服各種不良現(xiàn)象的重大的責任。在這里，共產黨員的先鋒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產黨員在八路軍和新四軍中，應該成為英勇作戰(zhàn)的模范，執(zhí)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紀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內部團結統(tǒng)一的模范。共產黨員在和友黨友軍發(fā)生關系的時候，應該堅持團結抗日的立。岢滯騁徽較叩母倭歟晌敵鋅拐餃撾竦哪７叮揮Ω醚員匭，行必果，不傲慢，誠心誠意地和友黨友軍商量問題，協(xié)同工作，成為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各黨相互關系的模范。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共產黨員應和黨外一切先進分子協(xié)同一致，為著團結全國人民克服各種不良現(xiàn)象而努力。必須懂得，共產黨員不過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黨外存在著廣大的先進分子和積極分子，我們必須和他們協(xié)同工作。那種以為只有自己好、別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對的。共產黨員對于落后的人們的態(tài)度，不是輕視他們，看不起他們，而是親近他們，團結他們，說服他們，鼓勵他們前進。共產黨員對于在工作中犯過錯誤的人們，除了不可救藥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態(tài)度，而是采取規(guī)勸態(tài)度，使之翻然改進，棄舊圖新。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只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因此，共產黨員又應成為學習的模范，他們每天都是民眾的教師，但又每天都是民眾的學生。只有向民眾學習，向環(huán)境學習，向友黨友軍學習，了解了他們，才能對于工作實事求是，對于前途有遠見卓識。在長期戰(zhàn)爭和艱難環(huán)境中，只有共產黨員協(xié)同友黨友軍和人民大眾中的一切先進分子，高度地發(fā)揮其先鋒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動員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為克服困難、戰(zhàn)勝敵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

團結全民族和反對民族中的奸細分子

為要克服困難，戰(zhàn)勝敵人，建設新中國，只有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發(fā)動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動力量，這是唯一無二的方針。但是我們的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已經存在著起破壞作用的奸細分子，這就是那些漢奸、托派〔2〕、親日派分子。共產黨員應該隨時注意那些奸細分子，用真憑實據揭發(fā)他們的罪惡，勸告人民不要上他們的當。共產黨員必須提高對于民族奸細分子的政治警覺性。共產黨員必須明白，揭發(fā)和清除奸細，是和擴大和鞏固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不能分離的。只顧一方面，忘記另一方面，是完全錯誤的。

擴大共產黨和防止奸細混入

為了克服困難，戰(zhàn)勝敵人，建設新中國，共產黨必須擴大自己的組織，向著真誠革命、信仰黨的主義、擁護黨的政策、并愿意服從紀律、努力工作的廣大工人、農民和青年積極分子開門，使黨成為一個偉大的群眾性的黨。在這里，關門主義傾向是不能容許的。但是在同時，對于奸細混入的警覺性也決不可少。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務機關，時刻企圖破壞我們的黨，時刻企圖利用暗藏的漢奸、托派、親日派、腐化分子、投機分子，裝扮積極面目，混入我們的黨里來。對于這些分子的警惕和嚴防，一刻也不應該放松。不可因為怕奸細而把自己的黨關起門來，大膽地發(fā)展黨是我們已經確定了的方針。但是在同時，又不可因為大膽發(fā)展而疏忽對于奸細分子和投機分子乘機侵入的警戒。只顧一方面，忘記另一方面，就會犯錯誤?！按竽懓l(fā)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這才是正確的方針。

堅持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堅持黨的獨立性

堅持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才能克服困難，戰(zhàn)勝敵人，建設新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這樣。三民主義〔3〕中的民權主義，在黨派問題上說來，就是容許各黨派互相聯(lián)合，又容許各黨派獨立存在。如果只談統(tǒng)一性，否認獨立性，就是背棄民權主義，不但我們共產黨不能同意，任何黨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沒有問題，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獨立性，只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如果認為它是絕對的，就會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但是決不能抹殺這種相對的獨立性，無論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組織上也好，各黨必須有相對的獨立性，即是說有相對的自由權。如果被人抹殺或自己拋棄這種相對的自由權，那就也會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這是每個共產黨員，同時也是每個友黨黨員，應該明白的。

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關系也是這樣。在抗日戰(zhàn)爭中，一切必須服從抗日的利益，這是確定的原則。因此，階級斗爭的利益必須服從于抗日戰(zhàn)爭的利益，而不能違反抗日戰(zhàn)爭的利益。但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是一個事實；有些人否認這種事實，否認階級斗爭的存在，這是錯誤的。企圖否認階級斗爭存在的理論是完全錯誤的理論。我們不是否認它，而是調節(jié)它。我們提倡的互助互讓政策，不但適用于黨派關系，也適用于階級關系。為了團結抗日，應實行一種調節(jié)各階級相互關系的恰當的政策，既不應使勞苦大眾毫無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證，同時也應顧到富有者的利益，這樣去適合團結對敵的要求。只顧一方面，不顧另一方面，都將不利于抗日。

照顧全局，照顧多數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共產黨員在領導群眾同敵人作斗爭的時候，必須有照顧全局，照顧多數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觀點。共產黨員必須懂得以局部需要服從全局需要這一個道理。如果某項意見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就應以局部服從全局。反之也是一樣，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也應以局部服從全局。這就是照顧全局的觀點。共產黨員決不可脫離群眾的多數，置多數人的情況于不顧，而率領少數先進隊伍單獨冒進；必須注意組織先進分子和廣大群眾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這就是照顧多數的觀點。在一切有愿意和我們合作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產黨員必須采取和他們一道商量問題和一道工作的態(tài)度。那種獨斷專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態(tài)度，是不對的。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必須善于照顧全局，善于照顧多數，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我們過去在這些方面存在著很大的缺點，必須注意改進。

干部政策

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zhèn)涞念I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十七年來，我們黨已經培養(yǎng)了不少的領導人材，軍事、政治、文化、黨務、民運各方面，都有了我們的骨干，這是黨的光榮，也是全民族的光榮。但是，現(xiàn)有的骨干還不足以支撐斗爭的大廈，還須廣大地培養(yǎng)人材。在中國人民的偉大的斗爭中，已經涌出并正在繼續(xù)涌出很多的積極分子，我們的責任，就在于組織他們，培養(yǎng)他們，愛護他們，并善于使用他們。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4〕。因此，有計劃地培養(yǎng)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zhàn)斗任務。

不但要關心黨的干部，還要關心非黨的干部。黨外存在著很多的人材，共產黨不能把他們置之度外。去掉孤傲習氣，善于和非黨干部共事，真心誠意地幫助他們，用熱烈的同志的態(tài)度對待他們，把他們的積極性組織到抗日和建國的偉大事業(yè)中去，這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

必須善于識別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

必須善于使用干部。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一切計劃、決議、命令、指示等等，都屬于“出主意”一類。使這一切主意見之實行，必須團結干部，推動他們去做，屬于“用干部”一類。在這個使用干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線。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zhí)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lián)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過去張國燾的干部政策與此相反，實行“任人唯親”，拉攏私黨，組織小派別，結果叛黨而去，這是一個大教訓。鑒于張國燾的和類似張國燾的歷史教訓，在干部政策問題上堅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風，反對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風，借以鞏固黨的統(tǒng)一團結，這是中央和各級領導者的重要的責任。

必須善于愛護干部。愛護的辦法是：第一，指導他們。這就是讓他們放手工作，使他們敢于負責；同時，又適時地給以指示，使他們能在黨的政治路線下發(fā)揮其創(chuàng)造性。第二，提高他們。這就是給以學習的機會，教育他們，使他們在理論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檢查他們的工作，幫助他們總結經驗，發(fā)揚成績，糾正錯誤。有委托而無檢查，及至犯了嚴重的錯誤，方才加以注意，不是愛護干部的辦法。第四，對于犯錯誤的干部，一般地應采取說服的方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只有對犯了嚴重錯誤而又不接受指導的人們，才應當采取斗爭的方法。在這里，耐心是必要的；輕易地給人們戴上“機會主義”的大帽子，輕易地采用“開展斗爭”的方法，是不對的。第五，照顧他們的困難。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項困難問題者，必須在可能限度內用心給以照顧。這些就是愛護干部的方法。

黨的紀律

鑒于張國燾嚴重地破壞紀律的行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tǒng)一。經驗證明：有些破壞紀律的人，是由于他們不懂得什么是黨的紀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張國燾，則利用許多黨員的無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須對黨員進行有關黨的紀律的教育，既使一般黨員能遵守紀律，又使一般黨員能監(jiān)督黨的領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紀律，避免再發(fā)生張國燾事件。為使黨內關系走上正軌，除了上述四項最重要的紀律外，還須制定一種較詳細的黨內法規(guī)，以統(tǒng)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

黨的民主

處在偉大斗爭面前的中國共產黨，要求整個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和干部，高度地發(fā)揮其積極性，才能取得勝利。所謂發(fā)揮積極性，必須具體地表現(xiàn)在領導機關、干部和黨員的創(chuàng)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于和善于提出問題、發(fā)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于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從愛護觀點出發(fā)的監(jiān)督作用。沒有這些，所謂積極性就是空的。而這些積極性的發(fā)揮，有賴于黨內生活的民主化。黨內缺乏民主生活，發(fā)揮積極性的目的就不能達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創(chuàng)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由于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小生產的家長制占優(yōu)勢的國家，又在全國范圍內至今還沒有民主生活，這種情況反映到我們黨內，就產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現(xiàn)象。這種現(xiàn)象，妨礙著全黨積極性的充分發(fā)揮。同時，也就影響到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民眾運動中民主生活的不足。為此緣故，必須在黨內施行有關民主生活的教育，使黨員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關系，并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這樣才能做到：一方面，確實擴大黨內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極端民主化，走到破壞紀律的自由放任主義。

在我們軍隊中的黨組織，也須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黨員的積極性，增強軍隊的戰(zhàn)斗力。但是軍隊黨組織的民主應少于地方黨組織的民主。無論在軍隊或在地方，黨內民主都應是為著鞏固紀律和增強戰(zhàn)斗力，而不是削弱這種紀律和戰(zhàn)斗力。

擴大黨內民主，應看作是鞏固黨和發(fā)展黨的必要的步驟，是使黨在偉大斗爭中生動活躍，勝任愉快，生長新的力量，突破戰(zhàn)爭難關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我們的黨已經從兩條戰(zhàn)線斗爭中鞏固和壯大起來

十七年來，我們的黨，一般地已經學會了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斗爭的武器，從兩方面反對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方面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又一方面反對“左”傾機會主義。

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以前〔5〕，我們黨反對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6〕和李立三同志的“左”傾機會主義〔7〕。由于這兩次黨內斗爭的勝利，使黨獲得了偉大的進步。五中全會以后，又有過兩次有歷史意義的黨內斗爭，這就是在遵義會議〔8〕上的斗爭和開除張國燾出黨的斗爭。

遵議會議糾正了在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團結了黨和紅軍，使得黨中央和紅軍主力勝利地完成了長征，轉到了抗日的前進陣地，執(zhí)行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新政策。由于巴西會議〔9〕和延安會議〔10〕（反對張國燾路線的斗爭是從巴西會議開始而在延安會議完成的）反對了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使得全部紅軍會合一起，全黨更加團結起來，進行了英勇的抗日斗爭。這兩種機會主義錯誤都是在國內革命戰(zhàn)爭中產生的，它們的特點是在戰(zhàn)爭中的錯誤。

這兩次黨內斗爭所得的教訓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一）由于不認識中國革命戰(zhàn)爭中的特點而產生的、表現(xiàn)于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中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包含著不顧主客觀條件的“左”的急性病傾向，這種傾向極端地不利于革命戰(zhàn)爭，同時也不利于任何革命運動。（二）張國燾的機會主義，則是革命戰(zhàn)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他的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的綜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質很好而且作了長期英勇斗爭的紅軍第四方面軍的廣大的干部和黨員，從張國燾的機會主義統(tǒng)制之下獲得解放，轉到中央的正確路線方面來。（三）十年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偉大的組織工作，不論是軍事建設工作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眾工作也好，黨的建設工作也好，是有大的成績的，沒有這種組織工作和前線的英勇戰(zhàn)斗相配合，要支持當時的殘酷的反對蔣介石的斗爭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后一個時期內，黨的干部政策和組織政策方面，是犯了嚴重的原則性的錯誤的，這表現(xiàn)在宗派傾向、懲辦主義和思想斗爭中的過火政策。這是過去立三路線的殘余未能肅清的結果，也是當時政治上的原則錯誤的結果。這些錯誤，也因遵義會議得到了糾正，使黨轉到了正確的干部政策和正確的組織原則方面來了。至于張國燾的組織路線，則是完全離開了共產黨的一切原則，破壞了黨的紀律，從小組織活動一直發(fā)展到反黨反中央反國際的行為。中央對于張國燾的罪惡的路線錯誤和反黨行為，曾經盡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圖挽救張國燾本人。但是到了張國燾不但堅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錯誤，采取了兩面派的行為，而且在后來實行叛黨，投入國民黨的懷抱的時候，黨就不得不堅決地開除他的黨籍。這一處分，不但獲得了全黨的擁護，而且獲得了一切忠實于民族解放事業(yè)的人們的擁護。共產國際也批準了這一處分，并指出：張國燾是一個逃兵和叛徒。

以上這些教訓和成功，給了我們今后團結全黨，鞏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一致，勝利地進行抗日戰(zhàn)爭的必要的前提。我們的黨已經從兩條戰(zhàn)線斗爭中鞏固和壯大起來了。

當前的兩條戰(zhàn)線斗爭

在今后的抗日形勢中，從政治上反對右的悲觀主義，將是頭等重要的；但是在同時，反對“左”的急性。踩勻灰⒁。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上，在黨的組織問題上和在民眾的組織問題上，則須繼續(xù)反對“左”的關門主義傾向，以便實現(xiàn)和各抗日黨派的合作，發(fā)展共產黨和發(fā)展民眾運動；但是在同時，無條件的合作，無條件的發(fā)展，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也要注意反對，否則也就會妨礙合作，妨礙發(fā)展，而變?yōu)橥督抵髁x的合作和無原則的發(fā)展了。

兩條戰(zhàn)線的思想斗爭必須切合于具體對象的情況，決不應主觀地看問題，決不應使過去那種“亂戴帽子”的壞習慣繼續(xù)存在。

在反傾向的斗爭中，反對兩面派的行為，是值得嚴重地注意的。因為兩面派行為的最大的危險性，在于它可能發(fā)展到小組織行動；張國燾的歷史就是證據。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當面說得好聽，背后又在搗鬼，這就是兩面派行為的表現(xiàn)。必須提高干部和黨員對于兩面派行為的注意力，才能鞏固黨的紀律。

學習

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并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說，干部應當著重地研究這些，中央委員和高級干部尤其應當加緊研究。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于一般規(guī)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yǎng)，現(xiàn)在已較過去有了一些進步，但是還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們的任務，是領導一個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的偉大的斗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于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我希望從我們這次中央全會之后，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更好一點。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tǒng)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zhàn)斗力量，并加速我們戰(zhàn)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

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fā)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xiàn)。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lián)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huán)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lián)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xiàn)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11〕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的一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

當前的運動的特點是什么？它有什么規(guī)律性？如何指導這個運動？這些都是實際的問題。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懂得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也還沒有懂得中國的全部。運動在發(fā)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前頭，新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面及其發(fā)展，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絕對于這些作認真的過細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必須從不自滿開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我們應取這種態(tài)度。

團結和勝利

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團結，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抗日勝利和建設新中國的最基本的條件。經過了十七年鍛煉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學到了如何團結自己的許多方法，已經老練得多了。這樣，我們就能在全國人民中形成一個堅強的核心，爭取抗日的勝利和建設一個新中國。同志們，只要我們能團結，這個目的就一定能夠達到。

注釋

〔1〕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駐在中國東北境內的所謂“關東軍”進攻沈陽，中國人民習慣上稱日本這次侵略行動為九一八事變。事變發(fā)生后，駐沈陽及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執(zhí)行蔣介石的不準抵抗的命令，使日軍得以迅速地占領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

〔2〕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后，反對列寧關于在蘇聯(lián)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托洛茨基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后，中國也出現(xiàn)了少數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相結合，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對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又被稱為“托陳取消派”?？谷諔?zhàn)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并論，是由于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

〔3〕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的原則和綱領。隨著時代的不同，三民主義的內容有新舊的區(qū)別。舊三民主義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一九二四年一月，孫中山接受共產黨人的建議，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舊三民主義從此發(fā)展為新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包含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綱領，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參見本書第二卷《新民主主義論》第十節(jié)。

〔4〕一九三四年一月斯大林《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關于聯(lián)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說：“在正確的政治路線提出以后，組織工作就決定一切，其中也決定政治路線本身的命運，即決定它的實現(xiàn)或失敗。”斯大林在這里說到了正確挑選人才的問題。一九三五年五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員畢業(yè)典禮上的講話》中，提出和說明了“干部決定一切”的口號。（《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371頁）

〔5〕指從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到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以前這一段時間。

〔6〕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懷寧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五四運動后，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chuàng)建人之一。在黨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當時他放棄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主張一切聯(lián)合，否認斗爭，對國民黨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陰謀活動采取妥協(xié)投降的政策，以致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汪精衛(wèi)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廣大革命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遭到失敗。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其后，陳獨秀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授受托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獄。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7〕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期間以他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領導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主張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不久，訂出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后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并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于停頓。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后來李立三接受了黨對他所犯錯誤的批評，認識和改正了錯誤，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xù)被選為中央委員。

〔8〕遵義會議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集中討論和糾正了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9〕巴西會議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由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和王稼祥在巴西（今屬四川省若爾蓋縣）召開的緊急會議。當時，紅軍一、四方面軍正在長征途中，張國燾拒絕執(zhí)行中央的北上方針，并企圖：χ醒?。皿度灾q獯位嵋檣暇齠ㄍ牙胛Ｏ漲，率領一部分紅軍先行北上。張國燾則率領另一部分被他欺騙的紅軍從阿壩地區(qū)南下天全、蘆山等地，另立“中央”，揭出反黨分裂的旗幟。

〔10〕延安會議是一九三七年三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了當時國內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并著重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在會議作出的《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中，對于張國燾的機會主義、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進行了系統(tǒng)的批判和總結。張國燾本人參加了這次會議，表面上表示接受對他的批判，實際上準備最后叛黨。張國燾（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鄉(xiāng)人。一九二一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曾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職。一九三五年六月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區(qū)會師后任紅軍總政治委員。他反對中央關于紅軍北上的決定，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隨后與紅軍第二、第四方面軍一起北上，十二月到達陜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離陜甘寧邊區(qū)，經西安到武漢，投入國民黨特務集團，成為中國革命的叛徒，隨即被開除出黨。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11〕參見本書第三卷《反對黨八股》一文中關于洋八股的說明。